张居正没有回答，只在心里暗道“这是基本常识，人做亏心事，总怕

张居正没有回答，只在心里暗道：“这是基本常识，人做亏心事，总怕鬼敲门。”

严嵩马上斩钉截铁道：“如果你真有这种想法，那么你和那群庸人毫无二致，算我看错了你!”

张居正大为茫然，不知严嵩在搞什么幺蛾子。严嵩却换了话题：“知道阳明学吗？”

张居正点头，阳明学在当时是热门，几乎无人不知，无人不读。

“我和它的缔造者王守仁[1]先生见过面，确切地说，我还是他的信徒。”严嵩沉浸在往事中，“正德元年(1506年)，王守仁先生在京城讲学，当时他还未创立心学，但思想深邃，已不同凡响。后来他因得罪太监刘瑾，被贬到贵州龙场驿站，百死千难之后创立心学。正德五年(1510年)，他到江西庐陵(今吉安市)做县令，我在老家分宜守孝，前去拜访他。听他讲心学，振聋发聩，一洗从前之羁绊，找到了重新为学为人的明灯。”

张居正觉得严嵩突然“跑调”必有深意，所以认真倾听。严嵩说完这些停了一下，又问道：“你知道我从王守仁那里学到了什么？”

张居正摇头，严嵩得意起来：“良知!你认为对的就去做!夏言要把帝国拖进水火，我必须要阻止，纵然要了他的命也未尝不可。这就是良知告诉我的，我凭良知做事，不受良心谴责，何来有噩梦之说？那群庸人蠢货以为别人杀了人就会做噩梦，实在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!”

听完这段话，张居正大为愕然。想不到严嵩竟然将心学作如是解，那阳明心学岂不就成了做坏事的人的托词宝典？

严嵩似乎没有向张居正传道解惑的意思，他站起来，张居正也慌忙站起。严嵩客套地说：“你好好干，心中要有目标，为目标要不惧人言，定能得到你想要的!”

张居正必须要好好干，因为他想要的，已经超出了严嵩的想象力。不过在1548年，他还只是个翰林院编修，现实支撑不了他的理想，要现实可以支撑理想，就必须向上爬。他意识到，自己可能找到了大树，而这棵大树能否让他死心塌地地去靠，还需要时间的检验。

但无论靠还是不靠，他必须要有个“靠”的姿态，也就是说，他应该随波逐流，巴结严嵩，这是当时政治场的风尚。当所有人都做同一件事时，如果你不去做，你就是傻子，即使这件事是错误的。

1548年最后一个月是严嵩生日，张居正为他写了篇贺词。这篇贺词只是歌功颂德的例行文章，不过张居正可能是发自肺腑。因为那时，严嵩还未展现他人性中烂污的一面，张居正也把严嵩当作是“手扶乾坤，呼唤日月”的伟大人物。

甚至可以说，此时的张居正是把严嵩当成顾璘那样的贵人，和顾璘大不同的是，严嵩似乎不想做张居正的心灵导师。张居正太年轻，地位太低，除非是超级慧眼，不然根本发现不了张居正的潜力。

然而有个人就具备这种超级慧眼，在人头攒动的翰林院，一眼就发现了张居正。他就是当时的礼部尚书、翰林院掌院学士(翰林院常务副院长)，在翰林院名分上是张居正老师的徐阶。

徐阶是松江(今上海)人，矮小白皙，典型的南方人。十八岁时拜心学宗师王阳明的高徒聂豹为师，苦研阳明学，终有所成。二十岁中进士，入翰林院做编修。他有着南方人特有的柔性，无论是相貌还是为人处世的方式。熟悉他大半生政治生涯的人评价他说：徐阶就像是弹簧，压力来时，他能屈服退让；压力一减轻，他不但立即恢复原状，而且会突破原状，爆发更大力量。

1548年时，徐阶的这种政治风度还未完全展示，他和严嵩龙争虎斗的帷幕还未拉开——但迟早会拉开，因为徐阶是夏言一手提上来的。而且徐阶有能力，严嵩看到徐阶，就想到夏言，条件反射地就对徐阶毫无好感。

就在与严嵩站上擂台的前夕，徐阶发现了张居正。

徐阶眼中的张居正，好学深思，沉稳庄重，但内心灵动，和他二十五岁年纪本该有的青春躁动极不相衬。他关注张居正，以阳明学“勇于担当”的思想精髓指点张居正，二人渐渐地由师生进化到朋友关系。或许是徐阶的大力指点，又或许是张居正满肚皮的政治才能不得不溢出，1549年，张居正向朱厚熜上了一道《论时政疏》。

《论时政疏》是张居正初期政治思想的结晶，也是他日后在帝国推行改革的草图。按他的看法，明帝国当时有五大问题亟须解决：藩王、财政、边防、吏治，最后一个是沟通，也就是皇帝和臣子的交流问题。

先看藩王，明帝国藩王无数，藩王的子孙多如牛毛，虽没有“尾大不掉”之势，但需要政府财力供养，供养这些藩王及其子孙，需要政府财政收入的一半。问题是，政府财政收入已非常吃力，年年入不敷出，所以张居正说要整顿财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