收斩曹爽势力后魏主政归司马氏选自清刊本《三国演义》何晏是何进

收斩曹爽势力后，魏主政归司马氏，选自清刊本《三国演义》。

何晏，是何进的孙子。母亲尹氏，改嫁为太祖的夫人。何晏在宫廷里长大，又娶了皇帝的女儿为妻，年轻时因为才智优秀而闻名，喜好老庄之学，著有《道德论》及各种文章辞赋共几十篇。

夏侯尚字伯仁，是夏侯渊的堂侄。文帝和他亲密友好。太祖平定冀州时，夏侯尚担任军司马，率领骑兵跟随征伐，后来担任五官将文学。魏国建立之初，升任黄门侍郎。代郡胡人叛乱，太祖派鄢陵侯曹彰出征讨伐，任用夏侯尚参与曹彰的军事，等到平定了代地，回到京城。太祖在洛阳去世，夏侯尚手持符节，送太祖的灵柩回邺城。一并叙录以前的功劳，封为平陵亭侯，任命为散骑常侍，不久又升任中领军。等到文帝登基，改封为平陵乡侯，升任征南将军，兼任荆州刺史，授予符节统领南方一切军事。夏侯尚上奏：“刘备在上庸另驻扎了军队，那里山路艰难险阻，他不会防备我们，如果出奇兵秘密前进，出其不意，这是特殊取胜的好时机。”于是部署各军攻破上庸，平定了三郡九县，夏侯尚升任征南大将军。孙权虽然向朝廷自称藩属，但夏侯尚还是增加了攻击讨伐他的准备，后来孙权果然有二心。黄初三年，文帝亲临宛城，派夏侯尚带领各军和曹真共同包围江陵。孙权的部将诸葛瑾和夏侯尚隔江对峙，诸葛瑾过江到达江中的小洲上，分一部分水军在江中。夏侯尚趁黑夜带许多油船，率步兵、骑兵万余人，在下游秘密过江，攻击诸葛瑾各军，在江的两边夹击烧毁他的船只，水陆两路同时进攻，打败了诸葛瑾。江陵城还没有攻下，正好遇上大瘟疫，文帝命令夏侯尚带各军撤回。文帝增加夏侯尚的封地六百户，连同以前的封地共一千九百户，赐给他斧钺，晋升为州牧。荆州残破荒废，南面和蛮夷接壤，同吴国以汉水相隔作为边境，老的居民大多住在江南。夏侯尚从上庸开辟道路，向西开发七百多里，山民蛮夷大多数都归顺他，五六年时间里，投降归附的有几千家。黄初五年，改封为昌陵乡侯。夏侯尚有个爱妾很受宠幸，宠爱胜过正妻；这位正妻，是曹氏的女儿，所以文帝派人绞死了那个宠妾。夏侯尚悲哀伤感，生病以至精神恍惚，宠妾已经埋葬，不胜思念想见，又把她挖出来看。文帝听了发怒说：“杜袭看不起夏侯尚，确实是有原因的。”然而因为是旧臣，对他的恩宠没有减少。黄初六年，夏侯尚病重，回到京都，文帝几次到他家中探视，握着夏侯尚的手流泪痛哭。夏侯尚死后，文帝赐给他谥号为悼侯。儿子夏侯玄继承了他的爵位。又分出夏侯尚的封地三百户，赐给夏侯尚弟弟的儿子夏侯奉爵位为关内侯。

玄字太初。少知名，弱冠为散骑黄门侍郎。尝进见，与皇后弟毛曾并坐，玄耻之，不悦形之于色。明帝恨之，左迁为羽林监。正始初，曹爽辅政。玄，爽之姑子也。累迁散骑常侍、中护军。 []

太傅司马宣王问以时事，玄议以为：“夫官才用人，国之柄也，故铨衡专于台阁，上之分也，孝行存乎闾巷，优劣任之乡人，下之叙也。夫欲清教审选，在明其分叙，不使相涉而已。何者？上过其分，则恐所由之不本，而干势驰骛之路开；下逾其叙，则恐天爵之外通，而机权之门多矣。夫天爵下通，是庶人议柄也；机杈多门，是纷乱之原也。自州郡中正品度官才之来，有年载矣，缅缅纷纷，未闻整齐，岂非分叙参错，各失其要之所由哉！若令中正但考行伦辈，伦辈当行均，斯可官矣。何者？夫孝行著于家门，岂不忠恪于在官乎？仁恕称于九族，岂不达于为政乎？义断行于乡党，岂不堪于事任乎？三者之类，取于中正，虽不处其官名，斯任官可知矣。行有大小，比有高下，则所任之流，亦涣然明别矣。奚必使中正干铨衡之机于下，而执机柄者有所委仗于上，上下交侵，以生纷错哉？且台阁临下，考功校否，众职之属，各有官长，旦夕相考，莫究于此；闾阎之议，以意裁处，而使匠宰失位，众人驱骇，欲风俗清静，其可得乎？天台县远，众所绝意。所得至者，更在侧近，孰不修饰以要所求？所求有路，则修己家门者，已不如自达于乡党矣。自达乡党者，已不如自求之于州邦矣。苟开之有路，而患其饰真离本，虽复严责中正，督以刑罚，犹无益也。岂若使各帅其分，官长则各以其属能否献之台阁，台阁则据官长能否之第，参以乡闾德行之次，拟其伦比，勿使偏颇。中正则唯考其行迹，别其高下，审定辈类，勿使升降。台阁总之，如其所简，或有参错，则其责负自在有司。官长所第，中正辈拟，比随次率而用之，如其不称，责负在外。然则内外相参，得失有所，互相形检，孰能相饰？斯则人心定而事理得，庶可以静风俗而审官才矣。”又以为古之建官，所以济育群生，统理民物也，故为之君长以司牧之。司牧之主，欲一而专，一则官任定而上下安，专则职业修而事不烦。夫事简业修，上下相安而不治者，未之有也。先王建万国，虽其详未可得而究，然分疆画界，各守土境，则非重累羁绊之体也。下考殷、周五等之叙，徒有小大贵贱之差，亦无君官臣民而有二统互相牵制者也。夫官统不一，则职业不修；职业不修，则事何得而简？事之不简，则民何得而静？民之不静，则邪恶并兴，而奸伪滋长矣。先王达其如此，故专其职司而一其统业。始自秦世，不师圣道，私以御职，奸以待下；惧宰官之不修，立监牧以董之，畏督监之容曲，设司察以纠之；宰牧相累，监察相司，人怀异心，上下殊务。汉承其绪，莫能匡改。魏室之隆，日不暇及，五等之典，虽难卒复，可粗立仪准以一治制。今之长吏，皆君吏民，横重以郡守，累以刺史。若郡所摄，唯在大较，则与州同，无为再重。宜省郡守，但任刺史；刺史职存则监察不废，郡吏万数，还亲农业，以省烦费，丰财殖谷，一也。大县之才，皆堪郡守，是非之讼，每生意异，顺从则安，直已则争。夫和羹之美，在于合异，上下之益，在能相济，顺从乃安，此琴瑟一声也，荡而除之，则官省事简，二也。又干郡之吏，职监诸县，营护党亲，乡邑旧故，如有不副，而因公掣顿，民之困弊，咎生于此，若皆并合，则乱原自塞，三也。今承衰弊，民人凋落，贤才鲜少，任事者寡，郡县良吏，往往非一，郡受县成，其剧在下，而吏之上选，郡当先足，此为亲民之吏，专得底下，吏者民命，而常顽鄙，今如并之，吏多选清良者造职，大化宣流，民物获宁，四也。制使万户之县，名之郡守，五千以上，名之都尉，千户以下，令长如故，自长以上，考课迁用，转以能升，所牧亦增，此进才效功之叙也，若经制一定，则官才有次，治功齐明，五也。若省郡守，县皆径达，事不拥隔，官无留滞，三代之风，虽未可必，简一之化，庶几可致，便民省费，在于此矣。”又以为：“文质之更用，犹四时之迭兴也，王者体天理物，必因弊而济通之，时弥质则文之以礼，时泰侈则救之以质。今承百王之末，秦汉余流，世俗弥文，宜大改之以易民望。今科制自公、列侯以下，位从大将军以上，皆得服绫锦、罗绮、纨素、金银饰镂之物，自是以下，杂彩之服，通于贱人，虽上下等级，各示有差，然朝臣之制，已得侔至尊矣，玄黄之采，已得通于下矣。欲使市不鬻华丽之色，商不通难得之货，工不作雕刻之物，不可得也。是故宜大理其本，准度古法，文质之宜，取其中则，以为礼度。车舆服章，皆从质朴，禁除末俗华丽之事，使干朝之家，有位之室，不复有锦绮之饰，无兼采之服，纤巧之物，自上以下，至于朴素之差，示有等级而已，勿使过一二之觉。若夫功德之赐，上恩所特加，皆表之有司，然后服用之。夫上之化下，犹风之靡草。朴素之教兴于本朝，则弥侈之心自消于下矣。”

夏侯玄字太初。年轻时很有名气，二十岁就担任了散骑黄门侍郎。曾经进见明帝时，和皇后的弟弟毛曾坐在一起，夏侯玄深感羞耻，不高兴的神色流露在脸上。明帝为此恨他，降为羽林监。齐王正始初年，曹爽辅佐朝政。夏侯玄，是曹爽姑母的儿子。多次升迁直到散骑常侍、中护军。

太傅司马懿向夏侯玄询问时政，夏侯玄议论以为：“任命有才能的人做官，是国家的权柄，所以官吏的量才录用专门由尚书台负责，这是上面的职分，而穷闾僻巷之间存在着孝敬的行为，优劣自有乡人的公论，这是下边的评叙。要使社会风尚清廉、人才评选得当，在于明确上面的职分和下边评叙的界限，不使互相干扰罢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上面超过了职分，恐怕人才的提拔不会遵循根本原则，而请托钻营趋炎附势门路就会大开；下面逾越了评叙的范围，那么道德高尚的认可完全由下面所左右，这样投机取巧玩弄权术的门径就多了起来。道德高尚的认可完全由下层操纵，这十足成了老百姓嘲讽的话柄；而投机取巧玩弄权术的门径大开，则是产生混乱的根源。自从州郡设立九品中正来品评官职、衡量官吏的才能以来，已经好多年了，但这种制度混乱不明，没有统一，这难道不是上面职分和下面评叙杂乱不齐，各自失去了应该掌握的要领所造成的吗！如果中正官只是考察品行的高低等级，所评等第恰当，其人的品行公正，就可以任以官职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在家以孝顺著称，岂有不忠诚尽职于官位的呢？在九族中享有仁爱宽容美名的，岂有不明白怎么为政的呢？在乡里之间处置事情公正适宜的人，岂有不能胜任于职事的呢？孝行、仁恕、义断这三类人，都取决于中正官的考察，虽然中正官不能任他们的官职，但这些人可以胜任官职是很清楚的了。品行有高有低，评的等级有上有下，这样对所任官职的品级，也就能清清楚楚地加以区别了。何必使得中正官在下面侵犯属于台阁的铨衡之权，而执掌铨衡之权的台阁却高高在上放弃自己的职责，以致上下互相侵犯，产生纷乱差错呢？况且台阁大臣居高临下，考核政绩查处不称职的官员，而各种职司又有上下统属，都有自己的长官，早晚对他们进行考核，没有谁比这更清楚的了；而民间的议论，终不免以主观意志来评选，这样将造成执政大臣失去对官吏任命的控制，而众官吏也都会疲劳奔命惊恐万分，要想使社会风气清纯干净，又怎么能办到呢？掌铨衡之权的台阁如在天上远不可及，他和被评人才之间失去沟通。能够接近他、达到个人目的的，便只有他自己身旁近处的人了，因此哪个不伪装巧饰以便能够达到自己的追求呢？有了达到自己要求的门路，那么安分守己在家坐等的，已经比不上在乡里自求显达的人了。在乡里自求显达的人，又比不上自己在州郡求门路的人了。如果打开了这种请托的门路，却又担心评选的人才掩饰了真情不是原来的面目，即使再去严厉责备中正官的失职，甚至用刑罚督责他们，也无济于事了。还不如使各自遵循他们的职分，地方长官把他们属下有才能和无能的人都上报台阁，台阁根据地方长官评定的才能等第，参照那里乡间闾巷对品德行为的评价，拟出他们的类型等第，不使发生偏颇。而中正官只是考察所评选人的品行事迹，区分其高下，审定其等列，不使偏高偏低。尚书台汇总起来，如果这样选拔出来的人才，或有参差失误，那么责任自应由有关官员承担。地方长官对候选人评定的次第，中正官对考察的人所评的等列，尚书台可以参照一定的准则来使用，如果不称职，责任就由在外的官员来承担了。如此内外互相参照，考察得对或不对也有人来承担责任，互相之间进行对照、考核，谁能粉饰伪装呢？这样人心也就自然安定而事情也办得合乎情理，大概可以使风俗清纯进而审慎地任用人才了。”夏侯玄又认为：“古代设立官职，是为了救助抚育万民，总管民事的，所以为他们设置君主、长官来治理他们。治民的官吏，要固一而且有专职，固一则官吏的责任明确而上下相安，有专职则职务范围内的事就会用心研究使政事不会烦琐。政事简省业务熟练，上下相安而事情还办不好的，那是从来没有过的事。从前先王建立了许多藩国，虽然当时的详细情况现在已无从考究，然而划分疆界，使他们各自守卫领土范围，不至成为互相重复、牵累的体制。后来考察商周两朝五等封爵的等级，仅有大小贵贱的区别，并没有君主与大臣、百官与民众这样的两个系统来互相牵制着的。官吏的统属紊乱，那么专职的业务就不精；业务不精，政务怎么可能简省？政事不简省，老百姓怎么可能安宁？老百姓不能安宁，歪门邪道的事情就会同时发生，刁钻欺诈的人就越来越多了。先王知道会发生这样的毛病，所以使百官的职掌专一统属整齐。自秦代开始，不效法圣人之道，用私心去奉行官职，用奸诈去对待下属；害怕主宰官员德行败坏，就设立监察官员进行督责，又害怕监督官员曲意包容，于是设立司察来纠正他们；中央的宰官与地方的牧守互相重叠，监督与司察彼此防范，搞得人人怀有异心，上下政务不能统一。汉朝继承秦代的传统，对此也未能匡救改正。到曹魏兴起的时候，没有时间顾及到这个方面，五等封爵的制度虽难仓猝恢复，但可粗略订立一些章程准则用来整齐政治体制。现在的地方长官可以直接管理老百姓和下属官吏，却在中间重叠郡守一职，与刺史重累。如果郡守所兼代的职务，只在一些大的方面，那么和州一级的刺史相同，就没有必要重复了。应该裁省郡守这一级，仅任用刺史；刺史职掌存在则对下属的监视督察就不会荒废了，那么郡一级数以万计的官员，回去亲自务农，以节省大量费用，可以丰富资财增加粮食，这是第一点好处。能够治理一个大县的人才，都能任郡守，遇到是非争论，郡县两级看法不一，县令服从郡守就相安无事，县令坚持己见就不免发生争论了。宰相综理朝政能卓有成效，就在于团结不同的意见，而上下级之间和谐相处所产生的效应，也就在于能互相补救，顺从才能相安，这如同琴瑟和谐发出一致的声音一样，把郡守一级剔除掉，则可以官职精简、政务不繁，这是第二点好处。另外管郡的官员，他们的职责是监督各县，而他们往往袒护自己的同党亲友，同乡旧交，对那些不合他们心意的官员，便借助公家名义进行打击，造成人民困难疾苦的罪过，都产生在这方面，倘若把郡县合并，致乱的缘由自然会塞住，这是第三点好处。现在承袭着前代种种衰败的弊端，人口减少，贤才短缺，能干事的人不多，但郡县才德兼备的好官吏，常常不是一样，郡的官吏，都坐享县官之成，真正麻烦困难的事都在下面处理，但官吏的进阶举拔，郡府先要得到满足，这就使得亲近老百姓的官吏却只能居处底层，官吏是老百姓的命运所系，却常常由一些贪玩卑鄙的人充当，现在如果把郡县合并为一级，官吏多挑选一些清廉优良的人才到职，伟大的教化得以宣扬流播，老百姓也都可获安宁，这是第四点好处。现在作出规定使万户人口的县，长官可以称郡守，五千户以上的县，长官称为都尉，千户以下的县，则和过去一样或称令或称长，从县长以上，要考察政绩才选拔任用，调动工作要凭才能提升，管辖的户数也随着增加，这是引进人才、量功行赏的一定程序，如果这种原则性的制度一经制定下来，那么官吏的才能也就能够分出等次，号令整齐功绩明显，这是第五点好处。如果省去了郡守一级，县里的事情可以径直向上汇报，要办的事情不致在中间受到壅塞阻隔，有才干的官吏不会长期滞留在下层，三代优良的风尚，虽然未必完全能恢复，精简纯一的教化，大致可以做到，既方便人民又节省费用，就在于此了。”夏侯玄又认为文采和质朴的更换使用，犹如四季的轮流运行，人君体察自然规律来治理政事，一定会针对出现的弊端进行补救而使之理顺，如果时俗过于简朴就要用礼仪进行文饰，时俗过于奢侈就要用朴素来补救。现在继承古代百王之后，踵接着秦汉两朝的余波，世俗过于崇尚浮华，应该大加改正以便转变人民过分的期望。现在的条律规定从公、侯以下，官阶在大将军以上的，都可以穿华丽的绫罗绸缎，佩戴金银首饰，使用金银雕饰的物品，从公侯大将军以下，各种颜色鲜艳的服装都可以穿戴，一直到卑贱的贫民都是如此，虽然官吏的等级，都显示出差别，但朝廷官吏的服制，已经能和皇帝等同了，玄黄两种颜色，已经通行于臣下了。想使市面上不出售颜色华丽的服装，商人不贩运稀世的货物，工匠不制作精雕细刻的装饰品，是不可能了。因此应该大大地治理一下根本，以古代的制度制定衡量的标准，使文、质两方面都能认可，则取其适中的标准，用以作为制度。皇帝所乘车辆、所用冠服、旌旗等，都要朴素，禁止那种坏的风俗习气及追求奢华富丽的东西，使辅弼大臣和有爵位的官吏的家庭，不再有华美绮丽的装饰，也没有五颜六色的服装，以及精致的用品，从上到下，达到只有朴素的差别，显示出不同的等级就行了，不要使它超过一二级的差别。至于因功德显著而得到的赏赐，这是皇帝施恩特别加赐的，都要经专管部门公布，然后才能服用。君上感化下民的风俗习惯，就如同草木顺风而倒一样。朴素的教化在朝廷兴起，那么过分奢侈的思想自然在下面消除了? 原典

宣王报书曰：“审官择人，除重官，改服制，皆大善。礼乡闾本行，朝廷考事，大指如所示。而中间一相承习，卒不能改。秦时无刺史，但有郡守长吏。汉家虽有刺史，奉六条而已，故刺史称传车，其吏言从事，居无常治，吏不成臣，其后转更为官司耳。昔贾谊亦患服制，汉文虽身服弋绨，犹不能使上下如意。恐此三事，当待贤能然后了耳。”玄又书曰：“汉文虽身衣弋绨，而不革正法度，内外有僭拟之服，宠臣受无限之赐，由是观之，似指立在身之名，非笃齐治制之意也。今公侯命世作宰，追踪上古，将隆至治，抑末正本，若制定于上，则化行于众矣。夫当宜改之时，留殷勤之心，令发之日，下之应也犹响寻声耳，犹垂谦谦，曰‘待贤能’，此伊周不正殷姬之典也。窃未喻焉。”

司马宣王给夏侯玄的回信说：“谨慎地任命官员选择人才，除掉重复的官职，改革服饰制度，这些都很好。按制度由邻里乡民评价他的品行，朝廷考核他的事迹，大体如你所说的那样。可是这中间有着一贯相承的习俗，一下子也不能改变。秦朝没有设刺史，只有郡守县吏。汉代虽设了刺史，也只是秉承六条问事而已，所以当时刺史称作传车，他的属吏称为从事，刺史没有经常的办事衙门，属吏也不成其为臣，后来刺史才转变为固定的长官与专设的机构。以前贾谊也担心过制服紊乱的问题，汉文帝虽然自己穿黑色的粗绢，还是不能使上上下下按他的意愿行事。恐怕这三件事，要等到有贤能的人才能办得了。”夏侯玄又写信说：“汉文帝虽然自己穿黑色粗绢，但没有改正朝廷的规章制度，乃至朝廷内外百官竟穿超越本分的衣服，宠爱的大臣享受了皇帝对他的没有限制的赏赐，由此可以看出，汉文帝似乎只是树立了本人自己的名声，谈不上有使政治制度整齐淳厚的用意。现在您有名于世乃本朝的宰辅，可以追踪上古的优良传统，能把本朝的治理搞得更好，抑制末节匡正根本，如果在上面制定出好的制度，教化就可以推行到群众中去。现在正是应当改制的时候了，只要全心全意去做，那么政令发出的当天，下面的响应就会像回音追随本声一样迅速，如果还按照谦谦君子的作风，说什么‘等待贤能’，这等于是伊尹周公不肯端正商周的规章制度一样。我私下对此是很不理解的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