贞观十四年诏曰：“梁皇侃、褚仲都，周熊安生、沈重，陈沈文阿、周弘正、张讥，隋何妥、刘炫，并前代名儒，经术可纪，加以所在学徒，多行其讲疏，宜加优赏，以劝后生，可访其子孙见在者，录姓名奏闻。”二十一年诏曰：“左丘明、卜子夏、公羊高、穀梁赤、伏胜、高堂生、戴圣、毛苌、孔安国、刘向、郑众、杜子春、马融、卢植、郑玄、服虔、何休、王肃、王弼、杜预、范宁等二十有一人，并用其书，垂于国胄，既行其道，理合褒崇。自今有事于太学，可并配享尼父庙堂。”其尊儒重道如此。

贞观十四年，唐太宗下诏说：“梁代的皇侃、褚仲都，周代的熊安生、沈重，陈代的沈文阿、周弘正、张讥，隋代的何妥、刘炫，都是前代著名的儒生，他们精通经术，广收门徒，对经书有许多继承和发展，应该对他们加以赏赐，以鼓励后学之士，还应当寻访他们健在的后人，请有关部门把他们的姓名记录下来，上奏朝廷。”贞观二十一年，唐太宗又下诏说：“左丘明、卜子夏、公羊高、穀梁赤、伏胜、高堂生、戴圣、毛苌、孔安国、刘向、郑众、杜子春、马融、卢植、郑玄、服虔、何休、王肃、王弼、杜预、范宁等二十一人，是历史上学问渊博、修养深厚的儒生，现在应该用他们著述的文章教化太学生。从今以后，太学生可以到孔庙去朝拜。”唐太宗尊儒重道达到了这种程度。

贞观二年，太宗谓侍臣曰：“为政之要，惟在得人。用非其才，必难致治。今所任用，必须以德行、学识为本。”谏议大夫王珪曰：“人臣若无学业，不能识前言往行，岂堪大任？汉昭帝时，有人诈称卫太子，聚观者数万人，众皆致惑。隽不疑断以蒯聩之事。昭帝曰：‘公卿大臣，当用经术明于古义者，此则固非刀笔俗吏所可比拟。’”上曰：“信如卿言。”

贞观二年，唐太宗对侍从的大臣们说：“治国的关键，在于使用合适的人才。用非其才，就必然难以治理好国家。如今，任用人才必须以德行、学识为本。”谏议大夫王珪说：“臣子如果没有学问，不能记住前人的言行，怎能担当大任呢？汉昭帝时，有人冒充卫太子，围观的人达到好几万，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后来，大臣隽不疑按照古代蒯聩的先例将假冒的卫太子逮捕起来，一下子就水落石出了。对此，汉昭帝说：‘公卿大臣，应当由通晓经术、懂得古义的人来担任，这本不是俗吏之辈所能相比的。’”唐太宗说：“确实像你所说的那样。”

贞观四年，太宗以经籍去圣久远，文字讹谬，诏前中书侍郎颜师古于秘书省考定五经。及功毕，复诏尚书左仆射房玄龄集诸儒重加详议。时诸儒传习师说，舛谬已久，皆共非之，异端蜂起。而师古辄引晋、宋以来古本，随方晓答，援据详明，皆出其意表，诸儒莫不叹服。太宗称善者久之，赐帛五百匹，加授通直散骑常侍，颁其所定书于天下，令学者习焉。太宗又以文学多门，章句繁杂，诏师古与国子祭酒孔颖达等诸儒，撰定五经疏义，凡一百八十卷，名曰《五经正义》，付国学施行。

贞观四年，唐太宗因为古代圣人的时代已经远去，圣人的经籍在后世流传的过程中，出现了很多文字讹误，难以考证。于是，唐太宗下令由前中书侍郎颜师古在秘书省考定“五经”。事成之后，又下令尚书左仆射房玄龄召集许多儒生再次详细讨论、审定。当时，这些儒生拘泥于旧说，而这些旧说错乱讹误、相传已久，他们都不同意颜师古的考定，一时之间，各种异说蜂起。但是，颜师古引用晋、宋以来的古本，对他们提出的疑义一一引经据典，详细地加以说明，使得这些儒者无不叹服。唐太宗对颜师古的学识也大为称赞，赏赐给他帛五百匹，加授他为通直散骑常侍，还将他考订的经书颁行天下，让读书人都来学习。后来，唐太宗又因为经术师承不同，解释各异，下令颜师古和国子祭酒孔颖达等大儒，撰定“五经”的疏义，共一百八十卷，名为《五经正义》，交付国子监做教材使用。

太宗尝谓中书令岑文本曰：“夫人虽禀定性，必须博学以成其道，亦犹蜃性含水，待月光而水垂；木性怀火，待燧动而焰发；人性含灵，待学成而为美。是以苏秦刺股，董生垂帷。不勤道艺，则其名不立。”文本对曰：“夫人性相近，情则迁移，必须以学饬情，以成其性。《礼》云：‘玉不琢不成器，人不学不知道。’所以古人勤于学问，谓之懿德。”

唐太宗对中书令岑文本说：“人虽然秉有一定的天性，但必须博学才能有所成就。就好比蜃的本性含有水，要见到月光才能吐水；木的本性含有火，但要燧石敲打才能生火；人的本性含有灵气，可是要通过学习才能美好完善。所以历史上有苏秦刺股读书，董仲舒放下帷帐讲学的美谈。不勤奋于道艺，功名是不会建立的。”岑文本回答说：“人的本性都很相近，情趣却有所差别，因此，必须用学习来修养情趣，使本性完善。《礼记》说：‘玉石不经雕琢就不会成为器具，人不学习就不会懂得道理。’所以，古人以勤于学习为美德。”

儒家思想可谓古代最为重要的思想，它对政治、道德、人伦各方面的影响非常深远。历朝历代对儒学都很重视，贞观年间也是如此。唐太宗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推崇儒学，他确定仲尼、颜子为先圣、先师，设置弘文馆，精选天下文儒，下诏尊崇左丘明等二十一人，并用其书，命颜师古考订“五经”，并令其与孔颖达等撰写《五经正义》，等等，出现了“儒学之兴，古昔未有也”的崇儒盛况。

贞观初，太宗谓监修国史房玄龄曰：“比见前、后《汉史》载录扬雄《甘泉》《羽猎》，司马相如《子虚》《上林》，班固《两都》等赋，此既文体浮华，无益劝诫，何假书之史策？其有上书论事，词理切直，可裨于政理者，朕从与不从皆须备载。”

贞观初年，唐太宗对监修国史的官员房玄龄说：“我发现《汉书》《后汉书》中有记录文人讽喻帝王的文章，如扬雄的《甘泉赋》《羽猎赋》，司马相如的《子虚赋》《上林赋》，班固的《两都赋》等，这些文章文辞浮华，无益于对帝王的劝诫，为什么还要收录在史书中呢？今后，如果有人上疏议政，只要言辞直率，道理中肯，有利于治国，不管我采纳与否，都必须记载在史书上。”

贞观十一年，著作佐郎邓隆表请编次太宗文章为集。太宗谓曰：“朕若制事出令，有益于人者，史则书之，足为不朽。若事不师古，乱政害物，虽有词藻，终贻后代笑，非所须也。只如梁武帝父子及陈后主、隋炀帝，亦大有文集，而所为多不法，宗社皆须臾倾覆。凡人主惟在德行，何必要事文章耶？”竟不许。

贞观十一年，著作佐郎邓隆上书，请求把唐太宗的文章编成文集。唐太宗不同意，说：“我的诏书和命令，如果有益于百姓的，史书都已经记载了，足以流传千古了。如果我的命令不遵循古训，扰乱了政务，即便词藻华丽，也终将贻笑于后世，没有任何益处。像梁武帝父子、陈后主、隋炀帝，他们大多有文集，可是他们的行为大都不可取，最后，社稷江山统统很快断送在他们手中。君主圣明与否，关键在于他的品性和行为，何必一定要有文章流传于后世呢？”他不同意这个做法。